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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揭露李洪志一伙对我国宗教政策的攻击——评法轮功邪教《九评》
2005/04/26

                                                                                                                                                  常乐文

   李洪志一伙在其臭名昭著的《九评》中,采取歪曲事实、造谣生事的手法,恶毒攻击我国的宗教政策,胡说什么建国初期共产党对宗教进行了“暴虐镇压”,“仅在1957年之前,就有一万一千多名教徒被杀”,还极力为“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辩护。事实情况如何呢?下面我们就以基督教为例,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分析。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建国初期的宗教状况。众所周知,中国的宗教,除道教以外,都是从外国传入的,基督教亦是如此。基督教的传教运动与西方殖民主义扩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度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工具。有一些传教士,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分子”,他们的工作是直接为本国侵略政策服务的,如英国的郭实猎、李提摩太,美国的裨治文、伯驾、卫三畏、丁韪良等,都参与策划和起草过掠夺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又如英国的宝复礼,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就在联军中担任情报官员,为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提供过重要情报。从以上情况看,解放前的中国基督教是名副其实的“洋教”教会的组织、人事权操纵在洋人手里,经济靠洋人供给,它只是西方“母会”在东方的一个“子会”,它与当时的中国民众是格格不入的,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是很不好的。

    1949年,全国解放了,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基督教向何处去?这是摆在广大信徒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这就需要进行思想的整顿、思路的调整和道路的选择。新形势要求基督徒走一条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道路。在经过认真反思之后,1950年4月,当时中国教会的领袖吴耀宗先生毅然决然率代表团赴京晋见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在百忙中三次接见他们,并进行了亲切交谈。总理明确指出:“要把民主反帝的决心坚持下去,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让宗教还它个宗教的本来面目。”又说:“宗教团体本身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根据周总理的启示,1950年,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中国基督教领袖签名发起了“三自(自治、自养、自传)革新”运动。同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基督教的三自革新宣言--《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并编发了社论和“编者按”,对基督教的三自革新运动给予了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这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机,得到了全国各地基督徒的拥护,从发起到1954年9月基督教召开第一次全国会议短短的四年间,就有四十多万中国基督教在革新宣言上签了名,并于1954年8月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从此,各地教会都摆脱了帝国主义在人事、行政上的控制,在经济上也与外国差一会割断了联系。在此基础上,全国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控诉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在爱国爱教精神的鼓舞下,广大信教群众涌跃参加抗美援朝的捐献和慰问活动,参加拥军优属、购买公债、订立爱国公约等工作。广大人民群众将这些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当时的新闻媒体也重点报道了这一历史性变革盛况,中国基督教从此获得了新生。其他宗教,如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也都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了适应社会的各种改革,都相继成立了爱国宗教团体,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这就是建国初期中国宗教的基本状况,是有案可辑的历史事实,而李洪志之流却把信教群众自发的革新运动说成是对宗教的“暴虐镇压”,把信徒自觉自愿地在革新宣言上签名,说成是“户户盘查、人人登记”,这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至于“一万一千多名教徒被杀”,更是子虚乌有的凭空捏造。

    纵观建国以来的历史事实,不难看出,我党和我国政府对宗教工作历来是非常重视的,对宗教信仰是十分尊重的。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国《刑法》第147条还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又制定了“政策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政策原则,使宗教工作和宗教事业得以健康稳定地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信仰各种宗教的公民已超过一亿,经登记的活动场所八万五千余处,各种宗教教职人员约三十万人,全国性和地方性宗教团体三千多个,宗教院校七十四所;各教都自己出版经典书刊,其中仅《圣经》印数就已超过两千万册。在各级人大、政协中,都有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代表,据不完全统计,当选为全国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就有一万七千令人,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了全面的贯彻落实,根本就不存在象李洪志所说“镇压宗教”和“迫害信徒”的问题。

    我们并不否认,当时政府曾对那些披着宗教外衣却干着罪恶勾当的敌对分子实行过镇压,因为这些人压根儿就不是好人,他们以宗教为掩护,暗地里却干尽了坏事。他们有的里通外国,企图颠覆新生的国家政权;有的造谣惑众,破坏国家经济建设;有的奸污妇女,道德败坏。政府对他们的打击和镇压,体现了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体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些反动分子受到法律的严惩,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李洪志一伙在《九评》中还极力攻击政府对“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镇压和取缔,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一贯道是一个经过长期的潜伏和积聚,在世纪之交兴盛的邪教组织。它反社会、反国家、反民族、罪恶累累。其创始人王觉一系山东益都人,他大肆宣传“宇宙末劫”,以恐吓教民、平民,以普渡众生引诱他们上“末后一著”的“最高层次”,王还宣答自己是神界“最后施救者”,除他以外再无别的神,一贯道曾被清朝政府定为邪教实施过剿除。后来,山东济宁人张光壁又“复兴”了一贯道,信徒一度遍及全国,有北京、上海、成都三个核心据点。挤抗日战争期间,一贯道主张投靠日伪,散布“侵略有理”论,并为侵略军筹集战争物资,张本人还出任汪伪政府的“顾问”,彻底堕落为汉奸。新中国成立不久,一贯道等邪教组织又继续制造叛乱,反对党和中央政府,被定为“反动会道门”予以取缔。政府此举,打击了邪恶,伸张了正义,深受全国人民的欢迎。而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李洪地之流却极力为其辩护、翻案,正暴露出他们是一丘之貉,有相同的遗传基因,这就是邪恶与反动。

    “树欲静而风不止”,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狂妄叫嚣,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要继续揭露和批判“法轮功”邪教组织的种种罪行,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法律的尊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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