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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确保“文化大国”战略目标落地
2012/05/31
       自从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体制改革作为下一步发展的重要议题推出后,蔡武这位中国文化战略的具体“掌舵人”就再难有空闲时间。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直到2012年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结束之后,蔡武才再次抽出时间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采访。
       作为文化部部长,蔡武肩负的担子不轻。在最高决策层看来,中国经济经历多年高增长后,保证内需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一条现实路径,就是将文化产业作为中国新经济的拉动引擎。为此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文化大国的战略目标,提出2016年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5%,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目标预期。
       为确保战略“落地”,文化部在2月28日发布了《“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拟实现“十二五”时期文化部门管理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高于20%,5年至少翻一番的目标。同时将演艺、娱乐、动漫、游戏等 11个重点行业列为文化部重点扶持对象,并从培育市场化主体、提升质量效益、9大重点项目、6大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详细计划,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尽管在外人看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已经来到了中国文化产业的面前,文化产业也将迎来其大发展的黄金十年。但蔡武仍表示,“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逐步积累、持续发展的漫长过程,需要有步骤、分阶段地实施,不能搞‘大跃进’, 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
       “双轮驱动”
       在蔡武看来,推进文化产业发展应“双轮驱动”,绝不是简单地将文化全部“市场化”和“产业化”。
       《财经国家周刊》:从2002年11月十六大的召开,到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期间决策层不断做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部署。能否回顾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所走过的路径及发展趋势?
       蔡武: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并对改革做了战略部署;“十七大”从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高度,做出深化改革的要求。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2003年6月至2005年12月是试点阶段。2003年6月,中央召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下发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进行部署,确定在9个地区和35个宣传文化单位进行试点。
       2005年12月至2009年8月为扩大试点、由点及面阶段。在全面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2005年底,中央下发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06年初,中央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改革工作全面推开。
       2009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发展文化产业的总体思路、原则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2009年8月以来,进入加快推进、全面展开阶段。2009年8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在江苏南京召开。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2011年10月,六中全会又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做出全面部署。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理解“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深层内涵?
       蔡武: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是党中央站在经济社会全局的高度,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有赖于文化的支撑。当前,实现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的机遇期已经到来。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城乡居民物质生活基本得到满足,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多需求。要满足群众需求,我们提出了“双轮驱动”的发展思路,即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充分利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巨大空间,抓经营性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以创意为源头,以内容为核心,是发展绿色低碳经济、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着力点,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有力抓手。
       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我们主管部门而言,是既“兴奋”又“冒汗”。兴奋的是,从各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文化建设都进入了历史上最重要、也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发展时期;“冒汗”的是,“支柱性产业”这个任务能确保完成吗?
       目前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约为2.6%,上海、北京、广东、湖南和云南5个省市区的比例已超过5%,湖北等省份也接近5%;而要成为支柱性产业,到“十二五”末期这一比例要占到中国GDP总值的5%左右。
       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做大文化产业,并不意味着要把文化全部“市场化”、“产业化”,文化部从来没有提出这样的命题,这个命题本身是片面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我们要正确区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不同性质和任务。
       凡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都必须是政府主导,依靠财政投入,以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为骨干,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文化需求,这是政府的责任,不存在“市场化”的问题;在经营性文化产业领域,就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从国家层面来看,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的重点工作有哪些?
       蔡武:总体看,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调动了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促进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下一步,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有四:
       一是加快推进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的要求,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基层特别是农村为重点,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二是加快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增强国有文化单位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把深化改革与资源整合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业务相近、资源相通的文化企业组建集团公司,开展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培育一批文化领域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和战略投资者。
       三是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把文化产业培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认真落实《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加快完善财政、金融、税收、土地等方面政策扶持措施。大力推动文化企业“走出去”,鼓励文化企业通过以参股、并购等多种形式走向海外,打造一批国际知名文化品牌,扩大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市场份额。
       四是加快推进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理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与所属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强化管理责任、完善规章制度,努力做到依法、科学、有效管理。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
       近几年,文化体制进入了改革集中增量阶段,众多演出团体开启了自己的改制之路,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东方歌舞团的改制,此后,东方演艺集团与民营资本合资成立了新的演出团体,这让民间资本进入演艺有了更好的范本,如何让民营资本更放心地进入,是文化主管部门要回答的改革课题。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全国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进展情况如何?如何保证按照既定目标,在2012年上半年之前完成国有文艺院团改制的任务?
       蔡武:截至2011年9月底,全国共有760家国有院团完成改革任务,组建48家演艺集团,国有演艺市场主体的数量不断增加,实力迅速壮大。江苏、安徽、陕西、河北、山西5省已基本完成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任务,一些地方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台了更加优惠的改革政策措施。
       2011年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明确将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工作列入今明两年重点突破的两项任务之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也为全面完成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理清了思路、提供了方法。
       《财经国家周刊》:2009年11月,原中国东方歌舞团转企改制组建了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今年7月,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又与一家江苏的民营企业——熔盈投资集团——合资成立了东方熔盛文化艺术股份公司。据您观察,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给社会资本提供了怎样的机会?怎样才能让民间资本更加放心地进入文化产业?
       蔡武: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降低文化产业的准入门槛,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发展文化产业,构建合理、公平的市场环境。如国务院2005年发布的《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明确了非公有资本可以进入文化产业的领域和可以参股国有企业的领域。其后,文化部联合其他部委先后发布了《关于鼓励发展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意见》和《关于促进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发展的若干意见》,放宽了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以个体、独资、股份等形式投资兴办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扶持农民和民间艺人自筹资金组建民营文艺表演团体。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在国家许可的范围内,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参与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参与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实施和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在投资核准、信用贷款、申请专项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
       为使民间资本更放心地进入文化产业,我国将建立健全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支持国有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支持其吸引社会资本进行股份制改造。引导、扶持、规范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一视同仁,让民营文化企业在项目评审、投融资、税收优惠和土地使用等方面与国有企业享受同等待遇。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探索以政府投入为引导,动员民间参与的新型文化产业投融资模式。建立文化产业的风险补偿机制,鼓励社会资本组建文化产业风险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和保险公司,降低文化产业投资的风险。
       《财经国家周刊》:有舆论认为,政府应该更多用无形的手来引导文化市场,减少通过行政手段干涉文化市场,让文化及文化市场在更宽松的环境中发展,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有何挑战?
       蔡武:长期以来,文化宏观管理体制存在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不分的问题。一方面统得过死、管得过细,习惯于以办代管;另一方面在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上又长期缺位,存在行政上行为失范、管理上利益驱动等问题。
       我认为改革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要根据文化改革发展的需要,明确职能和责任,转变宏观管理方式。随着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工作的深入推进,市场中微观主体的数量不断增加,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要及时适应依法管理文化单位和文化市场的新要求,更加注重运用法律、经济等手段进行管理,把更多精力放到制定规划、政策法规、标准规范以及加强行业管理、加强执法监管上来。
要根据做好公共文化服务的需要,提升管理效能和服务水平。旧有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只注重完成所属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而削弱了做好公共服务的职能,管理越位、服务缺位和角色错位的状况并存,影响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运行效力。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管理体制、内部机制改革入手,更加注重依法管理,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形成职责明确、行为规范、富有效率、服务优良的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
       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快管理体制改革,完善运行机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文化建设的宏观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主要是面向游离于市场之外的事业单位的宏观管理体制必然要进行相应的改变,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行业管理条例和管理规定都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文化主管部门将完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健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走出去”是为了获得认同
       孔子学院的建立以及各国“中国文化年”的举办等系列事件,让外界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寄予更大的期待,而如何让“走出去”不仅仅成为“出去走”。蔡武认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要输出我们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出口,而是为了赢得更多的尊重。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中国文化应该怎么更好地“走出去”?您认为这项工作现在处于哪个阶段?
       蔡武:我认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要输出我们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出口。我们真正希望的是中国文化能真正拨动外国民众的心弦,为中国赢得更多理解与认同。
       目前,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尚处在一个初期发展的阶段,缺少足够的外向型产品和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文化品牌。今后,中国将逐步完善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的政策措施,重点培育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打造一批内涵深厚、富有特色的文化精品,推动开拓国际市场。
       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已与20多个国家的政府签署了设立文化中心的政府文件。蔡武表示,中国将进一步加快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建设步伐,2020年将建成40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目前一些文化企业已经在海外上市,这是企业的自主行为,政府在原则上是鼓励的,同时也会继续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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